与中国对话：在中国的教会履行使命的必要选择

（梵蒂冈新闻网）无论是圣职人员，还是平信徒或修会会士，基督的众门徒都肩负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都要在万民当中做光做盐，做酵母，好使众人看见他们的善行，光荣在天之父。难道在中国的教会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吗？

的确，有些观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国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种封闭而非平和交谈的态度。其他人则想知道圣座如何能继续相信对话和谈判，而不采取一种斥责和更加公开批评的态度。

从圣座在国际领域，尤其在发生冲突和危机情况时作出的众多干预可以断定，这样做是意识到，在距离遥远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对话不仅是适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选择。除此之外，必须考虑到教会有特别关怀自己信徒的责任，在他们处于剧烈痛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事实上，在其它体系眼中这一切可能被理解为一种“默许”甚或“让步”，但对教会而言，这显然是回应福音要求的一项道德义务和一种精神力量。

为在中国履行这使命，教会无需请求政治上的特权：她只需要以真实无伪的方式做自己。事实上，在特殊和非常情况下，甚至连必要的自由都没有的那些情况下，教会仍能推进其福传使命。

毕竟，教会在任何时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没有困难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证实，理想的情况似乎在较先进的民主国家也无法继续存在。

教会却不能放弃这个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爱德及内部合一，则任何方式都无法弥补。因此，在教会内存在著一种在信德与爱德中守护合一的极特殊服务：这是伯多禄的牧职，身为罗马主教教宗的牧职。

面对数亿人口，在中国的教会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个合一的教会临在于人群中，这样才能令人信服。教会应尽可能地临在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时机、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以及任何历史关键时刻，都本著谦卑和基督徒望德的远见与人民共甘苦，为促进人类的美好未来铺路，而这未来却总离不开天主的恩赐。

今天，我们面对时代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全球化与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战，生活质量与环境的挑战，和平与人权的挑战。同时，我们也面对一种基于世界和生存消费俗化现象的挑战，国家只为寻求本国利益而向它国关闭的挑战，对宗教冷漠的挑战，以及将弱势群体边缘化和丢弃文化的挑战。教会蒙召正是要临在于这些场域，借此宣讲那死而复活、赐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说来，这一切看似简单而美好。鉴于基督徒持有这么多的善意，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治当局还会害怕他们，或为他们设置许多障碍。事实上，这需要对教会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境况进行检讨。在这些境况中,有时不仅会发生应受谴责的基督徒的过错和罪行，甚至他们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见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国政府当局很久以来似乎越来越明了，宗教不是一种随著经济发展和社会愈加正义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层建筑的现象，而是人类的构成部分。因此，纯正的宗教经验也成为一种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极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个千年的先进和复杂的社会中，宗教的临在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除了仁义、友爱、教育，以及服从权威的价值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国家有权对各种形式的宗教实施严密控制，也运用法律来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19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记录了一些对抗时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迹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为用。

除了对这些历史现象的政治评断外，必须指出这些现象也对一般的宗教事实造成混淆和偏见。这尤其有损于那些具有伟大传统的宗教，而这些宗教本身则与宗派主义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国社会和文化应能越来越更加意识到，以原教旨主义及非理性主义的途径来回应人类现实状况，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与中国对话系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