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在中国：天主教信仰的过去与未来

（梵蒂冈新闻网）这本书探讨的是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临时性协议，搜集了意大利和中国学者撰写的众多评论，包括历史性、法律层面和牧灵角度的文章。这些文章论及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解决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难题彼此接触40多年后的这项重大成果。

帕罗林枢机写道：「众所周知，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漫长而审慎的谈判后，2018年9月22日签署了临时性协议。这协议是逐渐互相靠近的成果，透过多年的对话而达成，因此它标志出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前有古人，并期待后有来者。」

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扭转了教会与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首要角色

枢机强调：「利玛窦最初的几篇中文著作之一是《交友论》，他跟他的一些中国弟子确实发展出深厚的友谊，诸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后来成了中国教会的『支柱』。就是这些支柱推动了信仰的本地化，而单靠传教士无法发展出同样广阔、深厚又可信的信仰本地化。这只是基督信仰『中国化』之根基的一个例子。此乃今天教会在中国的诸多挑战之一，它与梵二大公会议前的『适应』路线一致，后来被称为『本地化』。」

与普世教会建立新关系

众所周知，天主教的传教使命虽然意在为当地人民提供教会服务，然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却也受限于与欧洲殖民主义相关的问题。在本笃十五世期间，有关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天主教会及她在世界上的临在后来在冷战期间又遭遇了诸多的限制。在与新中国的国际紧张局势中，这个国家的教会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致使教会以秘密状态保护不同地方天主教团体的存在。在那段时期，许多主教、神父、会士和平信徒被要求以受苦的见证考验来阐释他们的信仰，为基督和教会奉献自己生命的情况不在少数。

临时性协议确立双方的方法论——对话

事实上，经过漫长的谈判而终于能够克服障碍、对立和误解，要归功于强烈的对话意愿。这使我们能够达到目前的状况，让今天在中国的每一位天主教主教都能与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融，并从他那里领受行使牧职的责任。在解决主教任命问题的同时，协议也奠定了基础，可以为在中国的教会及其福传工作提供新的牧灵动力。

协议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正如我在其他多个场合所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对于最终超越过去遗留下来的撕裂创伤而言更是如此。宗座的愿望是，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现在有可能与普世教会建立更大的共融，并且能在孔子的地方逐渐地以正常的方式见证信仰的喜悦。在教宗方济各2018年10月召集以青年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中，两位中国大陆主教的出席，就是一个显著标记。

协议的目的之一：促进双方合作

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临时性协议也具有促进双方合作的目的，这首先体现在世界和平及国际合作领域上。「今天一如过去那样，来自中国的问题、疑惑和请求是向整个天主教会提出的，并激励我们深入研究有关整个人类家庭合一的主题。各位教宗在这方面的训导已于20世纪作出多次表达，教宗方济各在阿联酋的访问中对兄弟情谊主题的强调令其在关系上找到新的重点」。在中国的情况中，由于这是一种介于主权与独立课题之间的对话，便形成一份法律文件，即双方在国际社会面前作出承诺的协议。

一个愿景也间接启发了宗教自由的复杂问题

「圣座的态度受到『宗教自由[构成]一项基本人权』这一信念的启发」。但「也指出对这项权利的实施、建立保护准则、推进使之得到保障的行动，在历史上无论是地方还是国际层面也总是遇到各国不同的表现和它们对自己具体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利益的维护」。

「意识到信仰和政治相混合对宣讲福音本身可信度的影响，圣座依照梵二大公会议的训导而采取行动，指出『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绝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也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牧职宪章76号）。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中清楚引证这些话语，表明『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使命不是为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行政组织，而是向人宣扬基督，世界的救主』（4号）」。

天主教会在中国不为自己索求什么

帕罗林枢机在《序言》结尾表示，「至于中国的情况，教会不为自己索取什么，而是要求『基本自由』，好能将福音至高的善带给中国人民，并且看到别人的需要，待他为弟兄。为此，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已经投入了许多爱德和社会活动，尤其关怀穷人，而且基于友谊仍然愿意继续走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