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纳总主教在伦敦出庭作证：我们掉进了托尔奇的陷阱

（梵蒂冈新闻网）「自始至终，全都是谎言和欺骗。我们掉进了陷阱。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托尔奇的要求，结束一切与他的关系」。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7月4日在伦敦高等法院为时两个半小时的询问中，用英语如此陈述了中间商托尔奇（Gianluigi Torzi）的情况。正是这名中间商促使圣座国务院买卖伦敦斯隆大道的房地产，后来被梵蒂冈法院一审判决犯勒索等罪行。副国务卿在伦敦高等法院如此解释了向这名中间商支付两笔款项并开立付款证明的动机：这两笔款项的金额分别是500万欧元和1000万欧元，付款对象是托尔奇的两间公司，目的是结束与他的生意往来，让圣座能全然掌握他名下的伦敦房产。佩纳总主教说：「我觉得完全被耍了。」这是总主教在法庭上唯一一句用意大利语说的话。

询问

7月4日下午在英国高等法院的庭审只提到斯隆大道的这笔生意，以及从2018年起所有相关的金融操作。佩纳总主教于2018年进入圣座国务院。

这起民事诉讼程序由金融家明乔内（Raffaele Mincione）于4年前提出，今年6月24日起开庭。7月4日下午，明乔内的律师萨梅克（Charles Samek）向圣座副国务卿提了很多问题，但没有一个涉及明乔内与圣座国务院的业务往来。这次开庭唯一的焦点是与托尔奇的关系。

「笔记」

佩纳总主教从下午2点至4点半接受询问，并有一名口译人员在场协助。总主教阐述了在这个事件里所做的工作，圣座律师团也已经在答复摘要中写明事件的原委。这是一段圣座内外人员「可悲的腐败史」。

佩纳总主教手按圣经发誓后，回答了律师萨梅克的一系列提问。律师首先问起「笔记」的事，也就是2020年6月2日存放在梵蒂冈诉讼文件中的大约300页摘要。

律师问副国务卿，这是他亲笔所写，还是有他人协助。总主教解释说：「这是一份备忘录，后来到了2020年才准备的，因为圣父教宗要我就我来到圣座国务院后的情况，提交一份文件或报告。」

「笔记」是在行政办公室的协助下写成的。该办公室传给了副国务卿一些有用的文件和讯息，以完成这份呈给教宗的备忘录。佩纳总主教补充道，针对与斯隆大道60号大楼有关的几个段落，顾问卡帕尔多（Luciano Capaldo）也提供了帮助。

向教宗汇报

萨梅克律师指出，圣座副国务卿实际上在备忘录中表明，这桩生意「很复杂又牵扯到许多方面」，蕴含「很高深的金融、企业和不动产专业知识」，他有意增进对这生意的理解。

接著，律师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这份文件事实上用于向教宗汇报与伦敦房产交易案有关的操作，而副国务卿的汇报可能仅提供了片面讯息。

佩纳总主教再三重申，这份文件是应教宗的要求而写成的。总主教说：「我在国务院的工作不只关乎行政办公室和有关事务。我利用闲暇时间准备这份呈给圣父教宗的备忘录。」「不好意思，先生。您可以告诉我，哪些事情我没向圣父教宗汇报吗？我每周二都与圣父教宗见面。我再说一次，备忘录的讯息只是为了向圣父教宗说明在圣座国务院内发生的事。」

给托尔奇的付款证明

萨梅克律师提到，同一份文件之后也交给了梵蒂冈城国检察官办公室。他认为，不论是给检察官的或是给教宗的文件，都缺少了重要讯息。

律师问：为什么在这份秉持完全透明度制作而成的文件里，没有提到寄去瑞信银行、给托尔奇的不实付款证明呢？此处所指的是以汇款方式付给托尔奇的两笔款项，金额分别是500万欧元和1000万欧元，目的是得取有投票权的一千股份，从而全面掌控这栋大楼。这个操作就是梵蒂冈法官们所说的「勒索」。

萨梅克律师称，这些付款证明「与事实不符」。他在庭上出示了几封寄给瑞信银行的信件，其中提及与事实不符的付款动机。例如，那笔500万欧元的汇款，写的是托尔奇为圣座国务院在其它城市的房产提供的「专业工作」。「为什么呢？」

答复

副国务卿作出了答复，重申这是一份「内容广泛的备忘录」，不光是谈伦敦生意的详情。正如在梵蒂冈诉讼程序中提到的那样，佩纳总主教早已在交易结束后、于2019年5月份向教宗作了书面汇报。

总主教重复了两次，说：「我没有撒谎。」他补充说：「付款证明与事实有出入。但是我坚持了在汇款理由中写明：我们合同所有义务『最终、全部且彻底的结清』。这是我的想法。」然而，付款证明写的却有所不同，萨梅克律师如此强调，这些全都有副国务卿的签名。

「掉进了陷阱」

佩纳总主教解释道，圣座国务院行政办公室负责很多「技术细节」。他再次强调，他觉得掉进了托尔奇的陷阱，通过这些计谋，托尔奇可以不停地向圣座索要钱财。副国务卿说：「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这种人呢？自始至终，全都是谎言和欺骗。由于这个情况，我们掉进了陷阱。」

对圣座副国务卿的询问于隔天7月5日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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