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狀况

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費爾南多•斐洛尼樞機，曾於1992年到達香港，從那時起就伴隨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微妙而複雜的旅程。在那些年裡，聖座國務院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員之間經過最初的幾次往來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外交關係開始解凍。

一) 問：樞機閣下，幾年來您是特別對所謂的“傳教區”福傳的聖座部門領導。聖座與中國政府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簽署了“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 ，在其中您所瞥見的牧靈價值是什麽？

答：關於特別被問及的“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牧靈價值，正是我所領導部門的權限範圍，它旨在陪伴在中國的教會；然而對比教宗方濟各在去年九月份«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中所寫的，我不認為我會說得更多且更好。我想引用原文：“……臨時性協議……是聖座與中國政府當局漫長而複雜的雙邊對話果實，由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開啟，接著由本篤十六世教宗繼續。藉此歷程，聖座自始至終不為別的,而旨在實現教會自身的牧靈目標，即支持和推動福傳事業，並實現和保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的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合一” (第二節)。他又說道：“與中國當局簽訂的臨時性協議，儘管只是限定於某些教會生活方面，並有必要更加完善，但它也能為譜寫這新的中國教會篇章而做其貢獻。此協議首次引入中國當局和聖座之間的持久合作因素，以希望能為天主教團體保障良好的牧者” (第五節)。最後，雖然我贊同諸多方面所表達的困惑，因為困難依然存在，也因為可能在以後的旅程中出現別的困難，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有和好、合一及復興的很大期望，以便更加果斷地重啟福傳。在一個從許多方面看都以超音速奔跑的世界裡，人不能原地不動，同時，人們體會到迫切需要重新發現靈性和人性的價值，以便為人的生活及社會的真正凝聚力給予可靠的希望。總而言之，這就是天主教向今日中國所能提供的。我還必須說，從中國教會人員那裡收到的很多信件中，以及與主教、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的會見中，我總覺得他們的願望是在中國的教會能回到天主教會背景下的“正常化”。

二) 問：樞機閣下，您引用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教宗方濟各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這文告和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信友的信》有差異或關聯嗎？與此同時有何改變？

答：您看，在您適時提及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中，除了其它許多寶貴的訓導外，主要肯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只要在不利的環境中需要保護生命及捍衛信仰時，比如說在還被要求强加與良心和天主教教義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的地方，秘密狀態都是正當的；第二件事是，即使在困難與複雜的狀况下，鑒於自己教區團體的更大益處，在不缺少牧靈分辨能力的情况下，並在主教的領導下，人們可以做決定和選擇。在本篤十六世的信中，已經直觀到歷史在前進和發展，人與人、民眾與民眾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背景在改變，思想組織也確實在改變，作為我們生活構成基礎的概念闡述和社會形式的解釋也在改變。教宗方濟各的文告在教宗本篤十六世信的基礎上增添了有效和目前的訓導，也許是對記憶癒合的關注，以翻開新的一頁；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地展望未來的眼光，可以為在中國教會的牧靈計劃激發靈感。很明顯地，一方面若沒有牧者們的心靈合一及中國信友的圓滿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若沒有民政當局通過與宗座對話而建立的信任，僅此是不能實現的。正是為達此目的，“為支持和推動在中國的福音傳播及重建教會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共融，首先面對主教的任命問題是最重要的” (第三節) 。關於去年九月份簽署的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為在中國的教會而言，它是一個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教會事件。按照協議，承認教宗的特殊角色，在中國教會的合法牧靈自主和不可或缺的與伯多祿繼承人共融關係前景中，現在也應該重新理解所謂的“獨立原則”。為此，我希望不再聽說或閱讀到“地方政府”官員將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作為工具，以强迫人們做那些連中國法律自身都不要求的事情，比如在愛國會註册。事實上，教會反對意味著自私、封閉或控制的“愛國主義”，卻贊成意味著對文化和知識根源的尊重，促進公益，以及政權機構對自己公民信任的“愛國”。我們正在以尊重的態度具體地和中國當局一起努力工作。藉著天主的幫助和所有人的貢獻，我們希望能看到今後將發生的事情……，在好的方面能得到成長。

三) 問：樞機閣下，有人寫道，將教區委託給曾被絕罰的官方主教，在中國的所謂非官方團體處在沒有自己牧人的狀態，而被迫投降，以迎合他們在良心上所不能贊同的理念、規則和硬性規定。另外，有人說非官方信友的命運將是被官方團體吸收並消失。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喜歡使用形象化的比喻。我嘗試描述一個在我看來具有象徵性的比喻。通過福傳而在中國誕生的天主教會是獨一無二的；它猶如一個涌流活水的泉源，其蹤跡顯而易見。之後，由於歷史事件就好像一塊巨石從山上墜落而堵住水流；一部分水下沉流入地下，另一部分迂回曲折，繼續流於地面。在最近的二十五至三十年裡，人們開始談論一個可以讓兩股水流恢復合一的歷程；為此而努力過，也祈禱過，並且迄今為止已經有如此多的創舉與行動，交替變遷以促進合一。這在過去不易，如今亦然。人們不能忽視多年的衝突與誤解。對主管宗教問題的民政當局及對教會當局，以及在所謂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教會兩派之間，尤其需要重建信任，這也許是最困難的方面。這裡，目前並不談及界定誰贏誰輸，誰對誰錯。在愛國會創立後的六十年裡，所有人不僅在肉體上與精神上，以不同的方式但卻以同樣悲慘的遭遇蒙受了痛苦。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堅持或被迫堅持“獨立” 原則，而導致與宗座關係破裂人的內心痛苦；當我還在香港的時候，不知多少次我聆聽了向我訴說他們痛苦的教會人員；正是為面對那些狀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審慎評估後，接納了那些求寬恕並求教會能正式承認他們為教會主教的呼聲。聖座對神父採取的立場則不同，原則上主張天主子民有權利領受聖事，而對神父們不談 “非法性” 問題，儘管一直囑咐他們該由合法或被合法的主教手中領受聖職。我意識到，有人可能會認為，在這個階段，好像宗座只要求單方面的犧牲，即非官方團體成員的犧牲，可以這麽說，即他們該 “官方化”，而對那些 “官方” 團體成員則毫無所求。其實不該用上述的言辭闡述這個問題；雖然表象上似乎是“非官方的” 向 “官方的” 或向民政當局投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也不是在非官方團體面前取得了一次勝利。在更具有教會性的視野中，不宜談競爭或理由，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在信仰內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在同一的教會大家庭裡；在三十年裡聖座努力為此而奮鬥，以推動兩個團體互相和好，並恢復及振作基督徒和公教徒自己的身分，通過一個共同的途徑更充分地實現所意味的——是基督的教會在今日的中國。在聖座不斷的考量中，一直說明在中國不存在兩個教會，一個“愛國教”和 一個“忠貞教會”（俚語常用的）；在中國，教會是唯一的，它所受的創傷源於自身內部及其外部。天主子民信仰意識挽救了在中國的教會免於裂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可以說從痛苦中獲得治癒的能量是有的；目標很高，需要所有人的貢獻才能完全實現它。最近魏景義主教表達的一些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直至現在還未被民政當局承認的主教），在一次採訪中他說：“我們必須用實際行動來治癒所有這些年來我們對基督奧體——教會所造成的創傷”。他接著說：“在教會的旅途中沒有失敗者或被棄者。我們與瑪利亞攜手行走, …… 我們也會看到歷程中的許多痛苦並非一無是處” 。此歷程的代價就是要我們每人有所捨棄與犧牲，但也要求我們承擔新的具體任務，就如教宗方濟各不分彼此地對所有基督徒所要求的：現在必須在真理內並在對聖神的信心中做出和解與共融的行為，祂會陪伴教會並不會拋棄它。

四) 問：我們可以回到最初的問題嗎？

答：可以！因為提供答案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所謂的“地下”團體的命運會是什麽？這是聖座特別珍視的問題。我想明確一點：首先，只有兩個教區到目前為止已經看到他們領導的輪換（閩東和汕頭）；應該這麽做，我希望在不强迫的情况下，不僅是形式的合一，而且是真正的合一。地下狀態消失了，但參與其中的人並不消失。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靈修依然存留，這對整個教區團體都有益。以此 “心靈” 主教們自己會明智地照顧它並作為保證者；他們要作為整個天主子民的教區主教，而不偏愛從這個或那個團體來的。據我所知，在閩東教區正致力於合一。我希望地方民政當局也懂得在不强迫的情况下逐步採取行動的必要性。如同我提到的魏景義主教，他明智地說，所有人（無論是民政當局、教會人員、中國內外的人） “我們必須在心理上做好準備......，並一步一步來，努力尋求增加合一，因為它要求我們的信德” 。需要有一種歡迎、樸實、教會包容及寬恕的精神，以免失去教會生活中真實的超性面。正如教宗方濟各特別針對教會牧者們所說的，因為 “我們急需以天主的寬闊心胸擁抱生活的牧者，他們不陷於世界上的滿足，不樂於周而復始，卻不斷地朝向高處；承載至高者的牧人，務必不陷於保持 “低空” 的誘惑，擺脫不冷不熱和習慣性生活的狹隘限度；貧窮的牧人，不貪戀金錢與豪華；言行一致的復活希望的宣講者......” （《羅馬觀察報》, 2018年2月12日）。

我重複一遍，不應從輸家或贏家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階段。這會是錯誤的和誤導的。所以，如果我儘量從前景中看待事物，雖然我不幻想事情會自動或輕易發生，也不忽略一直存在的困難，但是我能見到或者我似乎見到了一個更加團結、更有意識、更有準備和更加關注世界的教會，它被召以福音見證去服務；此外，在一個日益明智地更新自己的國家裡，教會應是與生活的時代更加協調的，我還想說更加自由的。

教宗方濟各在他 «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 中還談到，中國天主教信友必須能夠提供先知性和建設性的貢獻，它是從天主對人類生活的計劃中取出的：“這可能也要求他們困難地說出批評的話語，不是無益的反對，而是為建設一個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及更尊重個人尊嚴的社會。”（第六節）。

五) 問：樞機閣下，在中國有許多天主教信友為了保持對教宗的忠貞遭受了很多痛苦，他們現在感到迷茫，尤其體驗到被聖座幾乎背叛與拋棄的苦澀感覺。您認為應該對他們說點什麽？

答：對於那些見證了信仰的天主教信友，首先我想牢記耶穌安慰的話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  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 (瑪25，23) ； 這種安慰是難以估價的，也是無價的！這是一個人可以從導師那裡聽到的最美好的安慰。無論如何，對他們在考驗中的堅定與忠貞，即使在逆境與困難中他們也保持對天主上智安排的信任，聖座和我本人想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感激及欽佩之情。多年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真正的殉道者或信仰的宣認者！只有心靈膚淺或惡意的人才會想像到教宗方濟各和聖座會拋棄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條件下的基督羊群。因此，我們必須對信友的感知更加努力地工作，這種感知常常被不太正確或有失公允的媒體消息所左右，或難以理解圍繞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對話的謹慎態度。這些兄弟姊妹們需要更多的尊重；任何人都不要濫用他們的情感。

不管怎樣，我理解這些疑慮；理解他們的困惑；有時我也有同感。但我不贊同誰在維持其合法保留意見的同時，不僅沒有試圖理解他人的觀點，而且最重要的是冒著在伯多祿之船裡不一致划槳的危險態度。教宗協同他的合作者過去做了，現在在做，並將會盡其所能使自己與在中國的教會靠近；在方式上我們不是無誤的，可是我們真愛在中國的教會與中國人民。聖座已工作很多年並研究所有情况；做了大量祈禱，以靈性的溫情來安慰，以天主的話來光照，以平靜的領導來鼓勵，甚至在外交層面尋求解決辦法！在此，我邀請任何有能力合作的人將這些感受和話語帶給那些需要並感到被遺棄的人。除此之外，聖詠中所吟唱的將永遠是真實的：“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詠126，5)

六) 問：樞機閣下，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有什麽計劃？您怎麽看待在該國教會的未來？

答：我會區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方面，即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計劃，我認為它應該力求更成為教會，也就是朝著信仰、希望與愛德方向進行發展，為年輕人，為新聖召，為大公運動和宗教間的對話，為神職界的培育，為援助那些仍處於成長邊緣人的需要而工作。另外，首先是中國信友的任務，他們應以適當的方式和路徑發現並實現“如何”做到所談到的這些。雖然教會在中國仍是一個小小的羊群，這是一條對在田裡撒下好種子的播種者所懷有信任的路徑：“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 (路12，32) 。總之，此計劃因此也是耶穌託付給宗徒們的： “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到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瑪5，16) 。在這一切中，當然梵二文獻和至今被運用並被豐富的教宗們的訓導，會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它。

關於第二方面，在中國教會的未來，即使有人可能持悲觀的態度，我想說的是在中國教會的歷史已說明了自身。在此我很樂意提到徐光啟（官員，在利瑪竇的時代被朝廷任命為禮部尚書），皇帝問他為何成為基督徒，他解釋了福音豐富的價值觀和神性根源，正因如此信仰才能宣認寬恕仇敵；因此，我確實對宣講福音充滿信心。我認為只有缺乏真正的自由及享樂的誘惑才能扼殺許多世紀以前撒下的很大一部分信仰的種子。無論如何，目前擔負的責任是既要宣傳福音，又要克服我們這個不易時期的誘惑。

七) 問：樞機閣下，在此背景下，您是否有一個特殊的祝願想說給生活在中國的信友，以及由於工作的各種原因和生活的選擇遍布到世界各地的中國信友們？

答：是的。是上主領導歷史。因此，我首先祝願他們，始終知道以信任看待對方，以應對可能發生的不同形式的危機，即使目前事件的某些方面被認為是不公正和困難的。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不應把已和好的兄弟視同仇敵，而是一個為之歡喜的兄弟。主用祂的寬恕戰勝了我們。

對中國人來說，人們知道他們喜歡用比喻。我還想用另一個比喻來補充我的想法：如果人想讓三腳架穩定的話，就需要有三條腿支撑；事實上，它並不能靠雙腿站立，簡言之，那就是聖座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它需要第三條腿，即在中國的信友，同樣需要有那些天主教華僑團體的參與和貢獻。天主教團體在經過六十多年的痛苦、分裂和誤解之後，只有賴所有人的貢獻才能建設明天的教會，民政當局方面也需尊重自由。因此，為建立公民、社會及宗教的和諧並為福音的傳播，教會需要自由及所有人富有成果的參與。天主需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在此我想用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裡恰當表達的一句話：“不要讓我們被奪去這個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