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位弟兄》：教宗方济各的社会通谕

（梵蒂冈新闻网）对于那些希望在日常人际关系、社会、政治和制度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充满兄弟友爱的世界的人而言，哪些是远大的理想且具体可行的道路？《众位弟兄》通谕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教宗称这是一道“社会通谕”（6号），标题取自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劝诫》，是以“所有的弟兄姐妹为对象，向他们推荐一种具有福音味道的生活”（1号）。

这道《通谕》旨在促进全世界对手足之情和社会友情的渴望。撰写这道《通谕》的背景也有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痕迹，教宗方济各透露，“我在撰写这信函时，疫情突然而至”。全球性的卫生紧急情况显示，“没有一个人能单独自救”，现在的确到了“梦想所有人属于唯一人类”的时候了，我们在其内为“众弟兄”（7-8号）。

《通谕》共八章，第一章以“一个封闭世界的阴影”为标题，详述当今时代的许多缺陷：操纵和歪曲民主、自由、正义的概念；利己主义和不关心公益；基于盈利和丢弃文化的市场逻辑占主导地位；失业、种族主义、贫穷；权利不平等及其表现出的畸形状态，例如奴役、人口贩运、妇女先被迫屈从，然后被强迫堕胎，以及器官贩运（10-24号）。教宗强调，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需要全球性的行动来解决。教宗也指责 “墙壁文化”，这种文化助长那受恐惧和孤独滋养的黑社会的扩散（27-28号）。

尽管如此，《通谕》以一个光辉的典范来对这众多的阴影作出回应，那就是第二章提到的慈善的撒玛黎雅人。这第二章的标题是“街道上的外乡人”。教宗强调，在一个转面不顾人的痛苦、对照顾弱小者和脆弱者“一无所知”的病态社会中（64-65号），我们众人都应邀克胜偏见和个人利益，做他人的近人（81号）。事实上，为建设一个懂得接纳、融入和安慰受苦者的社会，我们众人都负有共同的责任（77号）。

教宗补充道，爱搭建桥梁，而我们正是“为了爱而受造”（88号），基督徒尤其应在每个被排斥者的面容上认出基督（85号）。第三章也再次谈到依据“普世幅度”的爱之能力的原则（83号），这一章的标题为“思考和缔造一个开放的世界”。教宗在这一章中勉励我们“走出自己”，好能在他人身上找到“生命的成长”（88号），依照让我们走向“普世共融”的爱的动力，向近人敞开心胸（95号）。《通谕》提醒道，人类生命的精神情操其实是由爱来界定的，爱让我们为他人的生命寻求最好的一份（92-93号）。团结互助和兄弟情谊的意识在家庭中诞生，家庭肩负著“首要和不可或缺的教育使命”，应得到保护和尊重（114号）。

教宗继续表示，不能否定任何一个人度合乎尊严生活的权利，由于权利没有疆界，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受到排斥，无论他在哪里出生（121号）。教宗也本著这个观点呼吁世人思考“一种国际关系的伦理学”（126号），因为每个国家也是异乡人的故乡，不应拒绝那些来自其它地区需要帮助的人享用当地的财富。因此，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将次于受造界财物共享的原则（120号）。《通谕》特别强调了处理外债的问题：对债务清偿原则态度不变，同时祈愿这样做不会危害较贫穷国家的成长和生存（126号）。

关于移民的课题则在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和第四章的整章内容谈到，第四章的标题为“向整个世界敞开心门”。这些移民逃避战争、迫害、自然灾害、肆无忌惮的人口贩运者，他们被迫离开原来的社团，生活悲苦（37号），因此该当受到接纳、保护、提升和融入社会。在接收移民的国家内，应在保护国民的权利与保障收容和救济移民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38-40号）。

教宗特别指出几个“不可或缺的答案”，这些答案尤其针对逃离“严重人道危机”的人：增加和简化签证的发放；开启人道走廊；确保住宿、安全和基本服务；提供工作和培育的机会；鼓励家庭团聚；保护未成年人；保障宗教自由。这一切首先需要一种对移民现象的全球性管理，以所有民族共同发展的名义启动长期计划，而不仅是应对个别的紧急情况（129-132号）。

第五章论述“最好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爱德的最珍贵形式之一，因为它为公益服务（180号）且懂得人民的重要性，将人民视为开放的类别，乐于交流和对话（160号）。这乃是教宗方济各所指的大众主义，它与“民粹主义”截然相反，后者忽视“人民”概念的合法性，吸引对利用人民为自己服务的赞同意见（159号）。最好的政策也应保护人的工作机会，它是“社会生活不可放弃的要素”，同时应设法确保众人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162号）。

《通谕》表示，对抗贫穷的真正策略不仅仅是著眼于将原住民纳入社会，而更是要以团结互助和辅助原则的眼光促进他们的发展（187号）。此外，政策的任务应是对一切损害基本人权的行为找到解决之道，如社会排斥；贩运器官、人体组织、武器和毒品；性剥削；奴隶劳动；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教宗强烈呼吁，要彻底根除贩运活动，它是“人类的耻辱”；也应根除饥饿现象，饥饿也是一种“罪行”，因为饮食是“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188-189号）。

教宗继续强调，政治所需要的是以人的尊严为中心，不屈从于财务，因为“市场单靠自己不能解决一切”：金融投机造成的“祸患”就是明证（168号）。因此，人民运动尤其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确是“道德能量的洪流”，理应以协作方式参与社会当中。只有这样，才能从“对”穷人的政策转变为“与穷人一起”和“属于穷人的”政策（169号）。

《通谕》中提出的另一个祈愿是针对联合国的改革：面对经济至上的风气，联合国的任务将是促成“国际大家庭”概念的具体化，为促进公益、根除贫穷和保护人权而努力不懈。《通谕》表示，在孜孜不倦地诉诸“谈判、斡旋和仲裁”的同时，联合国应促进以法律来约束使用武力的权利（173-175号）。

第六章谈论“对话与社会友情”，而且提出生命如同“相遇的艺术”这一概念，即与众人相遇，也包括与世界的边缘地区和与原住民的相遇，因为“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一些东西，没有一个人是无用的”（215号）。教宗特别提到“礼貌态度的奇迹”，这是一种需要予以恢复的与人相处的态度，因为它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是一种“释放”，从当今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无情、忧虑和分心带来的紧迫感中释放出来”（222-224号）。

第七章的标题是“一种新相遇的行程”，对促进和平及其价值进行反思。教宗在此强调，和平是“主动的”，它著眼于组建一个基于为他人服务和力求达到修和及相互发展的社会。和平是“手工艺术”，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本分来完成它，这个任务永无止境（227-232号）。与和平相关的是宽恕：需要毫不拣选地爱众人，但爱一个压迫者则意味著要帮助他转变，不允许他继续压迫近人（241-242号）。

宽恕并不是说让犯错的人免于处罚，而是履行正义和保持记忆，因为宽恕不表示忘却，而是放弃邪恶的摧毁力和复仇。教宗劝勉，绝不可忘记犹太人遭大屠杀、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迫害和种族屠杀制造的“恐怖”。应时常牢记这些事件，好使我们不致于麻木并让集体良知的火焰保持旺盛。此外，保持对善的记忆也很重要（246-252号）。

第七章的部分内容谈到战争，指出战争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它使人“所有的权利被剥夺”，是“政治和人类的失败”，以及“对邪恶势力的可耻投降”。此外，由于使用令许多无辜平民遭受打击的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今天不能像过去那样诉诸于一种可能的“正义战争”，却需要极力重申“不可再有战争！”彻底消除核武器是合乎“道德和人道的当务之急”；教宗提议，倒不如将花在武备上的金钱用来建立一个旨在消除饥饿的世界基金（255-262号）。

教宗方济各在死刑问题上也表达了同样明确的立场：死刑是无法接受的，必须在全世界予以废除，因为死刑“总是一种杀人的罪行”，即使被杀的人是一名罪犯。教宗写道，“凶犯并未丧失他个人的尊严，天主是这尊严的担保者”（263-269号）。教宗也重申必须尊重“生命的神圣性（283号），某些人却似乎认为生命是可被牺牲的”，例如胎儿、穷人、残疾者和老年人的生命（18号）。

在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中，教宗详细论述关于“宗教为世界上兄弟情谊服务”的课题，强调恐怖主义并非起源于宗教，而是对宗教作品的错误诠释。恐怖主义也源自所实行的抗饥饿政策、贫穷、不公和欺压行为（282-283号）。可见，宗教间的和平道路是可行的；为此，需要确保宗教自由，这是所有信徒的基本人权（279号）。《通谕》尤其省思了教会的角色：教会不将自己的使命搁置在私人空间，尽管不参与政治，却根据福音的原则并未放弃人“生存”的政治层面、对公益的关注，以及对人类整体发展的牵念（276-278号）。

最后，教宗援引他与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Ahmad Al-Tayyib）2019年在阿布扎比签署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处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以这个跨宗教对话的里程碑作为起点，再次呼吁，本著人类手足之情的名义，以对话为途径，共同合作为行动，相互了解为方法和准则（2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