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和首创禧年的构想

（梵蒂冈新闻网）1300年1月1日，罗马街头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接著音量提高。很多人或是跑步或是快走，朝著圣伯多禄大殿前进。男男女女在希望的鼓舞下急切赶往圣殿。抵达目的地后，他们焦急等候，先是细碎声响，后来人声鼎沸。罗马人民请求教宗颁赐全大赦。

亲眼见证

关于禧年的起源，我们有个杰出的见证人：雅各伯·加耶当·斯特凡内斯基（Jacopo Caetani degli Stefaneschi）枢机，他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基督信仰历史上的首次圣年，即波尼法爵八世教宗钦定的1300年圣年，并为此撰写著作《论百年或禧年之书》（De centesimo seu iubileo anno liber）。斯特凡内斯基原先是圣伯多禄大殿咏祷司铎，后来成了领罗马圣乔治堂衔的执事级枢机。我们也从画作中认识他的面容：该年代的艺术大师乔托（Giotto）受托制作的作品之一，即为《斯特凡内斯基多联画》（Polittico Stefaneschi）。这个杰作或许是用于圣伯多禄大殿主祭台。

这位枢机学识渊博、财力雄厚，有强大的影响力，先后服务了策肋定五世和波尼法爵八世。他历经两个世纪，撰写了多部历史－记事性质的著作。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重建当时的独特情况，清楚解释那些催生出禧年的社会和文化进程。

钦定禧年的过程

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帕拉维尼奇（Agostino Paravicini Bagliani）教授陪伴我们重温那难忘的一年。他说：「斯特凡内斯基的著作十分重要，因为他是亲历的见证人。我们有幸一览枢机载明日期的记述：1300年1月1日。从一个世纪跨越到下一个世纪的过程，使得百姓萌生了教宗或许能颁赐一个全大赦的想法。」

教授继续说：「罗马人民在日落时分奔向圣伯多禄大殿：他们等的是大赦。这是个起点。波尼法爵八世人不在圣伯多禄大殿，而是住在教宗宫，当时的教宗寓所还是拉特朗宫。那天什么也没发生。」人们深切盼望著。

几天后，1月17日，罗马人民举行了另一个大活动，即耶稣圣容布巾游行（Processione della Veronica）。相传，基督背著十字架走上加尔瓦略山时，一名妇女在途中用布巾为基督擦脸，祂的面容就印在布巾上。这圣髑珍藏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供人敬礼。斯特凡内斯基枢机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件事。「教宗亲自参加了那次游行，期间子民再次热切恳求颁赐全大赦。波尼法爵八世著手启动调查，试图厘清在1300年前是否举行过禧年。斯特凡内斯基明确讲述道：教宗下令进行调查，在文献中一无所获，但在某个时间点他亲自做了决定。」

激动之情成了法律工具

这是波尼法爵八世的重大行动：他理解子民的期待、他们请求全大赦的热切心情。教宗将这激动之情化为真正的法律工具：首次宣布举行禧年是在拉特朗宫，而第二次则是更正式的钦定，发生于2月22日建立圣伯多禄宗座庆日。从1300年2月22日至隔年的年初，首度举行基督信仰的禧年。

不论从灵性还是教会角度来看，这都是重大举措，佐证了波尼法爵八世懂得「提供工具」、顺应民意，将它落实在明确的「禧年」概念上。帕拉维奇尼教授如此表示。每当跨越一个世纪，都会激起恐惧、希望、期待，特别是对改变的渴望，燃起革新、净化、重新出发的愿望。14世纪伊始，这一切体现在禧年的「首创」上。

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角色

藉著2月22日的禧年诏书，信友们前往罗马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座大殿朝圣后，可领受全大赦。帕拉维奇尼教授指出，「这很有意思，因为伯多禄和保禄是罗马两位卓越的宗徒，教宗的权威，也就是教宗权本身，也建立在他们之上，因此这也蕴含深远的象征意义。在波尼法爵八世的首次禧年，伯多禄和保禄的双重临在高过于一切事物。最初，信众只需要前往这两座大殿朝圣，这并不代表简化，反而彰显了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宗徒的伟大权威」。

象征意味浓厚的数字

波尼法爵八世是一位跨世纪的教宗。他心中放著「一百」这个数字、一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数字。当时定义的禧年是「逢百庆祝的禧年」。教宗在诏书中下令，将来每隔一百年要庆祝一次禧年。根据圣经旧约，犹太人每50年举行一次禧年。然而，波尼法爵八世并未以此为模板，而是提出了百年一次。

然而，教宗的这项决定并没有死板地遵守，因为到了1350年，依照旧约所述的犹太人禧年时间间距，庆祝了基督信仰的第二次禧年。那次距离1300年仅仅过了50年而已。此时，教宗定居在阿维尼翁（Avignon），钦定禧年的教宗是克莱孟六世。他也是应罗马人民的请求在那时候宣布禧年的。

首次圣年的精彩时刻

帕拉维奇尼教授回顾了1300年圣年的精彩时刻：「首次禧年期间，波尼法爵八世举行了四项公开庆典：若不考虑之前在拉特朗宫的活动，首个庆典在2月22日举办，第二个是圣周四礼仪，第三个在11月18日，最后一个在1301年年初进行。当时的公开庆典相对较少，也是因为在1300年，由于教宗波尼法爵八世的健康因素，教宗大部分的时间在罗马城外度过，留在他的出生地阿纳尼（Anagni）。此事令人玩味，却是铁铮铮的事实：1300年为波尼法爵八世来说，是个『罗马气氛很淡』的一年。」

「圣周四过后，波尼法爵八世立刻启程前往阿纳尼。阿拉贡（Aragon）王国大使为我们留下了那时代极其重要的纪录，因为他也是个亲历的见证人。事实上，11月2日，富瓦（Foix）隐修院院长致函阿拉贡国王费德里科二世（Frederick III），写道：『教宗和全体枢机身体安康；尤其是教宗，三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从未像今日这般康泰。』」

帕拉维奇尼教授解释道，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了解到，波尼法爵八世教宗极有可能是为了健康的因素，才会长期住在罗马城外、他出生地的宫殿里。根据记载，他在11月18日、奉献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大殿庆日返回罗马城。这也告诉我们，这两位罗马宗徒的庆典重要非凡」。

没有事先安排的活动

每逢禧年，总有朝圣者蜂拥而入罗马。禧年的历史让我们明白，务必兴建或扩大建筑物，特别是大殿。我们知道需要调整交通路线。然而，波尼法爵八世的禧年似乎没有建筑工程。帕拉维奇尼教授指出，依照相对古老时代的有关文献，「可以说禧年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为数众多的信友。当然，那些前来罗马的信友人数，就连推测也估算不出来。禧年为罗马城肯定是个盛会，但是首次禧年并没有任何建设工程，是因为那是没有事先安排的活动。这几乎是波尼法爵八世意料之外的事」。

1300年1月1日，教宗「还不知道会有禧年。这决定是在1月1日至2月22日之间作出的，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教授提出了唯一却不笃定的例子：梵蒂冈的一个降福阳台是由波尼法爵八世所建的。后来在17世纪初，罗马学者在匾牌上看到这一事迹，据称该降福阳台是在1300年兴建的。帕拉维奇尼教授说：「其中一个原因是要与禧年扯上关系，但是客观来说没有十足的把握。」

罗马：新耶路撒冷

此外，波尼法爵八世之所以「创造基督信仰禧年这个伟大的灵性工具，或许也是因为数年前，1291年，阿卡（San Giovanni d'Acri）沦陷，至少在那段时期，十字军东征的雄心壮志告一段落，而在某种意义上，罗马藉著基督信仰的禧年，成了新的耶路撒冷，在灵性方面获得新的中心地位」。

帕拉维奇尼教授最后总结道：「我相信，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结束、阿卡沦陷，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终结之间存在著巧合，这是个重要至极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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