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和首創禧年的構想

（梵蒂岡新聞網）1300年1月1日，羅馬街頭傳出窸窸窣窣的聲音，接著音量提高。很多人或是跑步或是快走，朝著聖伯多祿大殿前進。男男女女在希望的鼓舞下急切趕往聖殿。抵達目的地後，他們焦急等候，先是細碎聲響，後來人聲鼎沸。羅馬人民請求教宗頒賜全大赦。

親眼見證

關於禧年的起源，我們有個傑出的見證人：雅各伯·加耶當·斯特凡內斯基（Jacopo Caetani degli Stefaneschi）樞機，他親眼見證、親身經歷了基督信仰歷史上的首次聖年，即波尼法爵八世教宗欽定的1300年聖年，並為此撰寫著作《論百年或禧年之書》（De centesimo seu iubileo anno liber）。斯特凡內斯基原先是聖伯多祿大殿詠禱司鐸，後來成了領羅馬聖喬治堂銜的執事級樞機。我們也從畫作中認識他的面容：該年代的藝術大師喬托（Giotto）受託製作的作品之一，即為《斯特凡內斯基多聯畫》（Polittico Stefaneschi）。這個傑作或許是用於聖伯多祿大殿主祭台。

這位樞機學識淵博、財力雄厚，有強大的影響力，先後服務了策肋定五世和波尼法爵八世。他歷經兩個世紀，撰寫了多部歷史－記事性質的著作。通過他的敘述，我們能重建當時的獨特情況，清楚解釋那些催生出禧年的社會和文化進程。

欽定禧年的過程

歷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帕拉維尼奇（Agostino Paravicini Bagliani）教授陪伴我們重溫那難忘的一年。他說：「斯特凡內斯基的著作十分重要，因為他是親歷的見證人。我們有幸一覽樞機載明日期的記述：1300年1月1日。從一個世紀跨越到下一個世紀的過程，使得百姓萌生了教宗或許能頒賜一個全大赦的想法。」

教授繼續說：「羅馬人民在日落時分奔向聖伯多祿大殿：他們等的是大赦。這是個起點。波尼法爵八世人不在聖伯多祿大殿，而是住在教宗宮，當時的教宗寓所還是拉特朗宮。那天什麼也沒發生。」人們深切盼望著。

幾天後，1月17日，羅馬人民舉行了另一個大活動，即耶穌聖容布巾遊行（Processione della Veronica）。相傳，基督背著十字架走上加爾瓦略山時，一名婦女在途中用布巾為基督擦臉，祂的面容就印在布巾上。這聖髑珍藏在聖伯多祿大殿內供人敬禮。斯特凡內斯基樞機在回憶錄裡記載了這件事。「教宗親自參加了那次遊行，期間子民再次熱切懇求頒賜全大赦。波尼法爵八世著手啟動調查，試圖釐清在1300年前是否舉行過禧年。斯特凡內斯基明確講述道：教宗下令進行調查，在文獻中一無所獲，但在某個時間點他親自做了決定。」

激動之情成了法律工具

這是波尼法爵八世的重大行動：他理解子民的期待、他們請求全大赦的熱切心情。教宗將這激動之情化為真正的法律工具：首次宣布舉行禧年是在拉特朗宮，而第二次則是更正式的欽定，發生於2月22日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從1300年2月22日至隔年的年初，首度舉行基督信仰的禧年。

不論從靈性還是教會角度來看，這都是重大舉措，佐證了波尼法爵八世懂得「提供工具」、順應民意，將它落實在明確的「禧年」概念上。帕拉維奇尼教授如此表示。每當跨越一個世紀，都會激起恐懼、希望、期待，特別是對改變的渴望，燃起革新、淨化、重新出發的願望。14世紀伊始，這一切體現在禧年的「首創」上。

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宗徒的角色

藉著2月22日的禧年詔書，信友們前往羅馬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座大殿朝聖後，可領受全大赦。帕拉維奇尼教授指出，「這很有意思，因為伯多祿和保祿是羅馬兩位卓越的宗徒，教宗的權威，也就是教宗權本身，也建立在他們之上，因此這也蘊含深遠的象徵意義。在波尼法爵八世的首次禧年，伯多祿和保祿的雙重臨在高過於一切事物。最初，信眾只需要前往這兩座大殿朝聖，這並不代表簡化，反而彰顯了伯多祿和保祿兩位宗徒的偉大權威」。

象徵意味濃厚的數字

波尼法爵八世是一位跨世紀的教宗。他心中放著「一百」這個數字、一個象徵意味濃厚的數字。當時定義的禧年是「逢百慶祝的禧年」。教宗在詔書中下令，將來每隔一百年要慶祝一次禧年。根據聖經舊約，猶太人每50年舉行一次禧年。然而，波尼法爵八世並未以此為模板，而是提出了百年一次。

然而，教宗的這項決定並沒有死板地遵守，因為到了1350年，依照舊約所述的猶太人禧年時間間距，慶祝了基督信仰的第二次禧年。那次距離1300年僅僅過了50年而已。此時，教宗定居在阿維尼翁（Avignon），欽定禧年的教宗是克萊孟六世。他也是應羅馬人民的請求在那時候宣布禧年的。

首次聖年的精彩時刻

帕拉維奇尼教授回顧了1300年聖年的精彩時刻：「首次禧年期間，波尼法爵八世舉行了四項公開慶典：若不考慮之前在拉特朗宮的活動，首個慶典在2月22日舉辦，第二個是聖週四禮儀，第三個在11月18日，最後一個在1301年年初進行。當時的公開慶典相對較少，也是因為在1300年，由於教宗波尼法爵八世的健康因素，教宗大部分的時間在羅馬城外度過，留在他的出生地阿納尼（Anagni）。此事令人玩味，卻是鐵錚錚的事實：1300年為波尼法爵八世來說，是個『羅馬氣氛很淡』的一年。」

「聖週四過後，波尼法爵八世立刻啟程前往阿納尼。阿拉貢（Aragon）王國大使為我們留下了那時代極其重要的紀錄，因為他也是個親歷的見證人。事實上，11月2日，富瓦（Foix）隱修院院長致函阿拉貢國王費德里科二世（Frederick III），寫道：『教宗和全體樞機身體安康；尤其是教宗，三年來，他的健康狀況從未像今日這般康泰。』」

帕拉維奇尼教授解釋道，從這些話語中，「我們了解到，波尼法爵八世教宗極有可能是為了健康的因素，才會長期住在羅馬城外、他出生地的宮殿裡。根據記載，他在11月18日、奉獻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大殿慶日返回羅馬城。這也告訴我們，這兩位羅馬宗徒的慶典重要非凡」。

沒有事先安排的活動

每逢禧年，總有朝聖者蜂擁而入羅馬。禧年的歷史讓我們明白，務必興建或擴大建築物，特別是大殿。我們知道需要調整交通路線。然而，波尼法爵八世的禧年似乎沒有建築工程。帕拉維奇尼教授指出，依照相對古老時代的有關文獻，「可以說禧年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為數眾多的信友。當然，那些前來羅馬的信友人數，就連推測也估算不出來。禧年為羅馬城肯定是個盛會，但是首次禧年並沒有任何建設工程，是因為那是沒有事先安排的活動。這幾乎是波尼法爵八世意料之外的事」。

1300年1月1日，教宗「還不知道會有禧年。這決定是在1月1日至2月22日之間作出的，因此不可能有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工程」。教授提出了唯一卻不篤定的例子：梵蒂岡的一個降福陽台是由波尼法爵八世所建的。後來在17世紀初，羅馬學者在匾牌上看到這一事蹟，據稱該降福陽台是在1300年興建的。帕拉維奇尼教授說：「其中一個原因是要與禧年扯上關係，但是客觀來說沒有十足的把握。」

羅馬：新耶路撒冷

此外，波尼法爵八世之所以「創造基督信仰禧年這個偉大的靈性工具，或許也是因為數年前，1291年，阿卡（San Giovanni d'Acri）淪陷，至少在那段時期，十字軍東征的雄心壯志告一段落，而在某種意義上，羅馬藉著基督信仰的禧年，成了新的耶路撒冷，在靈性方面獲得新的中心地位」。

帕拉維奇尼教授最後總結道：「我相信，在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結束、阿卡淪陷，以及耶路撒冷王國終結之間存在著巧合，這是個重要至極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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