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纳总主教：关于伦敦房产的合同，我得到错误讯息

（梵蒂冈新闻网）「法官大人，从那时起，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用意是要走出这个困局。我知道这点，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这一点。500万欧元属于陷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被迫这么做，为了得到什么呢？自由，摆脱这些人的自由、终于迎来的自由。这是关键所在。我们当时别无选择。圣父教宗也告诉我要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把这一页翻过去。」

「陷阱」

圣座副国务卿佩纳（Edgar Peña Parra）总主教7月5日在伦敦高等法院接受询问，说了这一席话。这第二天开庭的重点是与中间商托尔奇（Gianluigi Torzi）和其他人的关系，他们被定义为「披著羊皮的狼」，一直围著梵蒂冈转。如同前一天4日的庭审那样，5日的询问也由金融家明乔内（Raffaele Mincione）的辩护律师萨梅克（Charles Samek）主导。这次开庭的民事诉讼正是金融家明乔内提起的，他经营的基金此前拥有了斯隆大道60号大楼。

在7月4日庭审中，几乎没有提到与明乔内的业务，而是著重在与托尔奇的交易上。在梵蒂冈法院的一审判决中，托尔奇被判有罪。

斯隆大道这栋房产的经营权因著一纸协议转让给了托尔奇，而且协议保障了这名中间商拥有「有投票权的一千股份」，从而完全掌控房产。佩纳总主教早就称之为「陷阱」。如此陷阱是在圣座受到了一连串的压力，并收到托尔奇的「威胁」后形成的。托尔奇的「威胁」包括：扬言要将房产卖给第三方，或者利用房产收益，为他的公司注入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圣座被迫支付了1500万欧元来结束所有关系。这笔金额分成两次汇款，并依照托尔奇的意愿开立付款证明，部分款项的名目是从未有过的「咨询」。

被迫付款

在更充裕的时间里，佩纳总主教得以更好地阐述从2018年底到2019年初与中间商交涉期间的业务细节，以及作为梵蒂冈法官们证实的「罪行受害者」所承受的压力。

副国务卿强调，「1500万元绝对、绝对不应该支付」。「我们早就付了另一笔4000万元来脱身，后来，到了12月，我发现我在托尔奇身上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一千股份，（明乔内领导的）WRM公司在经营管理大楼上的一千股份。我们每年继续付600万元。我们被迫付款，而在梵蒂冈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这件事上支持了我。」

与托尔奇的交涉

7月5日的庭审从上午10点半开始，到下午4点半为止，中间有一次休息时间。在长时间的庭审过程中，佩纳总主教谈了与托尔奇交涉的动机。最初预期的是用一两百万欧元结清（「如此金额还是太多了」），后来上升到900万，最终实际支付的是1500万。

佩纳总主教表示，900万的数字是蒂拉巴西（Fabrizio Tirabassi）和克拉索（Enrico Crasso）在宝格丽酒店与中间商开会时得出的结果。（蒂拉巴西和克拉索分别是圣座国务院职员和顾问，一审被判有罪。）总主教隔天才得知有那次会议。如同在梵蒂冈庭审所披露的，托尔奇甚至索要2500万欧元作为他经营管理工作和未来没有盈利的费用。因此，副国务卿的秘书卡尔利诺（Mauro Carlino）蒙席被派去与中间商斡旋谈判。卡尔利诺蒙席是梵蒂冈诉讼程序的10名被告人当中，唯一一个无罪获释的。

向上级汇报

关于2018年11月与明乔内和托尔奇签署的合同，副国务卿多次被问到，他是否向他的上级汇报他的行动，也就是向教宗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汇报。这几乎是想要证明他的忠诚及可靠，总主教证实了他在采取每一个行动前，都先向教宗方济各和帕罗林枢机进行了汇报。举例来说，有一回他跳脱常规，决定于2018年11月24日周六联系审计总长凯西尼斯（Alessandro Cassinis Righini），针对伦敦房产的合同，特别是从（明乔内的）Gof基金转为（托尔奇的）Gutt基金的框架协议，向他征询意见。就连这种情况，他也向上汇报。

审计总长的见解

佩纳总主教在证人席上说：「我想要强调，这是圣座副国务卿首次向审计总长请益。这不是圣座国务院的惯例，国务院有其自主性。但无论如何，我想要对我们要做的事，真正感到安心。我到职才一个月，我还在张望自己的椅子在哪里。我做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是行政办公室当然不乐意看到的事。」

凯西尼斯于11月26日周一以信函答复了副国务卿。教宗与帕罗林枢机得知了这个咨询专业人士的决定，但凯西尼斯的回信没有寄给他们。佩纳总主教解释道：「不。这是因为那是给我的东西，不是给他们的。我是唯一参与其中的人，我是副国务卿。在这项业务上，我独挑大梁。」

从未收到第二份文件

然而，明乔内的律师提到了审计总长或许有第二份答复，就是强烈建议不要继续这笔交易。但为什么副国务卿没把它列入考量呢？佩纳总主教直接回答说：「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份文件。我是在梵蒂冈打官司的过程中看到它的。」文件寄到了圣座国务院，抵达了某张写字台，却没放在副国务卿的桌上。

「假如我收到某个建议说这笔交易行不通，这会是我人生收到的最大礼物，因为我就有了喊停的威严。」「我很遗憾没看到这份文件，否则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斯奎拉切的角色

7月5日的庭审提到了一大串的文件和人名，这些在梵蒂冈诉讼程序的86次开庭中都提到过。当天问到了斯奎拉切（Nicola Squillace）律师的角色。他被介绍给副国务卿时，称自己是圣座国务院的律师，与他的团队成员共事了10年到30年之久。佩纳总主教也向他请教了关于「有投票权的一千股份」的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圣座国务院得再花一个月的时间，才从顾问卡帕尔多（Luciano Capaldo）那里了解到，与明乔内和托尔奇签的合同，买下的是个「空壳」。这两份合同都是佩拉斯卡（Alberto Perlasca）蒙席（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签署的。正因如此，教宗隔天在圣玛尔大之家召见副国务卿，以厘清此事，在场的还有律师因滕登特（Manuele Intendente）和米拉内塞（Giuseppe Milanese）。直到这一刻，佩纳总主教才意识到，事态已经失控了。

相反地，当时，斯奎拉切「向我们反复声明，一千股份只是为了给Gutt公司有机会进入大楼的经营管理」。得到这些保证后，副国务卿批准了佩拉斯卡的签名。佩纳总主教在伦敦的法庭上说：「我初来乍到，尝试竭尽所能看清楚圣座国务院里面发生的事。一点也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

宗教事业局的融资

接著，庭审也提到佩纳总主教亲自要求宗教事业局（IOR）提供1.5亿元融资的问题。由于明乔内以伦敦这栋房产向切恩资本（Cheyne Capital）借出了沉重的贷款，这笔融资要用于对此进行的重新协商。这个「内部」举动是要避免圣座继续每个月损失将近100万。

宗教事业局最初承诺了放贷，几个月后却踩了煞车。这让副国务卿很诧异：「为什么延迟付款？」局长马米（Gian Franco Mammì）也保证过一切就绪。宗教事业局非但没有放贷，反倒提出举报。对这起复杂事件的调查，就此启动。

佩纳总主教被问到，在贷款被拒绝后，他是否找了意大利情报人员的熟人去监控宗教事业局局长，甚至是监听电话。佩纳总主教指出，这跟电话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澄清说：「我要求梵蒂冈警卫队队长调查清楚所有与我们有往来的公司。我想要避免将来与这类人打交道。」

对副国务卿的最后一次询问，将于7月8日上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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