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樞機：教宗的首席權是服務，以共議方式來履行

（梵蒂岡新聞網）“首席權必須以共議的方式來行使，而共議性則需要首席權”。聖座促進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長科赫（Kurt Koch）樞機解釋《羅馬主教》大公文件的一個要點。這份文件於6月13日公布，其中綜合了關於首席地位與眾議精神主題的大公對話的進展。樞機於文件公布當天接受聖座傳播部編輯主任托爾涅利（Andrea Tornielli）的採訪。

樞機，能為我們解釋這份文件談的是什麼，它是如何誕生的，其目的是什麼？

這份題為《羅馬主教》的文件是一份研究報告，綜合了在首席權與共議性主題上近期的大公進展。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聖若望保祿二世在《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中向所有基督徒發出的邀請，即“顯然要一起”尋找“能夠實現愛的服務且得到彼此承認” 的羅馬主教牧職的形式。

本篤十六世教宗和教宗方濟各也多次重申了這項邀請。文件概括了對這項邀請作出的30幾個回應，以及對相關主題的50多份大公對話報告。2020年，促進基督信徒合一部紀念《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頒布25週年，將之視為總結這項討論的一個時機。以同道偕行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的召開證實了這項計劃的重要性，它能為同道偕行進程中的大公幅度作出貢獻。

在《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1995年）中，若望保祿二世表示樂於討論羅馬主教履行首席權的形式。這30年來走過了怎樣的歷程？

首席權的問題在近幾十年來幾乎所有的大公對話中都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我們的文件標示出討論的進展，並凸顯神學對話的事實和對通諭的回應都在證實討論中具有一種嶄新和積極的大公精神。這種新氣象表明在基督徒共融中建立的良好關係，也就是 《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所稱的“重新找到的兄弟友愛”關係。

可以說，大公對話顯示出它是討論這一敏感議題的適當場所。在大公努力的結果往往被認為微不足道或無足輕重的時代，神學對話的成果證實了其方法論的價值，即“顯然要一起”進行省思。

閱讀這份文件，看到在不同的大公對話中關於首席權必要性的共識有所增長，這尤其令人震撼。這是否意味著對其他基督信仰教會而言，羅馬主教的角色不再只被視為合一的障礙？

1967年，保祿六世表示，“教宗[......]無疑是大公合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然而，50年後的今天，翻閱對話文件和對《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的回應，就會發現對於整個教會的首席地位問題，尤其是羅馬主教的牧職，已不再只被視為一個問題，而是對教會的性質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進行共同省思的契機。

此外，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毫無疑問，對於需要一種普世層面的合一職務的意識在增長。現在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就履行這一被若望保祿二世稱為“愛的服務”的職責達成共識。

在教會兩千年的歷史中，行使首席權的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哪些進展才能使這種行使權力的方式也為至今仍與羅馬不圓滿共融的其他教會所接受？

當然，行使伯多祿牧職的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演變，這取決於歷史環境和新的挑戰。然而，在許多神學對話看來，第一個千年所尊奉的共融原則和模式仍然是未來重建圓滿共融的典範。第一個千年的某些準則已被確定為普世層面所認可的履行合一職責的參照點和靈感的來源。

儘管第一個千年是決定性的，但許多對話都承認，它不應被理想化，也不應被簡單地再現，因為第二個千年的發展不容忽視，這也是因為普世層面的首席地位該當回應當代的挑戰。無論如何，行使首席權的新方式終究必須與服務相一致，以服務為模式。權力與服務緊密相連。

對於整個基督信仰教會行使伯多祿首席權，是否有可能為將來設想一種眾人都能接受的形式，包括與教宗管轄的拉丁教會分離的部分？

事實上，一些大公對話建議應更明確地區分羅馬主教的不同職責，尤其是在西方或拉丁教會內可被稱作教宗的宗主教職責與他在所有教會共融中，行使合一的首席權，包括西方和東方的教會在內。

此外，這些對話也強調，需要將羅馬主教的宗主教和首席地位與其作為國家元首的職能區分開來。將重點放在教宗在其特定教會，即羅馬教區行使的職權上，這有助於凸顯與主教弟兄們分享他的主教牧職，教宗方濟各特別強調這一點。

這份文件公布時，天主教會正走在以眾議精神為主題的同道偕行的道路上。在共議性與首席權之間有哪些聯繫？

大多數的回應和對話文件都明顯一致認為，在教會各個層面，即地方、區域，甚至普世層面，首席地位與眾議精神是相互依存的。因此，首席權必須以共議的方式來履行，而共議性也需要首席權。關於這些，我們部會也安排了題為“聆聽東方和聆聽西方”的研討會，聽取不同基督信仰傳統對共議性和首席權的看法，作為對同道偕行進程的貢獻。

在首席地位上走出的決定性一步，是關於羅馬主教以宗座名義發言時的不可錯誤性的信理，以及他對教會的管轄權。您能否告訴我們，依照梵二會議和在大公行程上取得的成果，能對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作出新的解讀和理解？

當然，一些對話致力於根據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歷史背景、目的和接收情況，對其進行解釋。由於梵一會議確定的信理受到歷史環境的重大影響，對話中建議天主教會尋找忠於原意的新的表達方式和詞彙，將它們放入共融的教會學內，並適用於當前的文化和大公運動環境。因此，有人談到對梵蒂岡第一屆會議的訓導進行“重新接收”，甚至是“重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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