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地位與同道偕行：為使教會成為一個，我們能放棄什麼？

（梵蒂岡新聞網）深入研究羅馬主教的權力與世界主教會議相互關係的幾個方面，這是10月16日在羅馬耶穌會總院舉行的神學-牧靈論壇中的一個議題。羅馬主教“對主教們和信友群眾，是一個永久性的、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教會憲章》23號），世界主教會議則是保祿六世於1965年建立的機制。

從政教合一到教宗首席地位

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會學教授、世界主教會議顧問維塔利（Dario Vitali）神父論述了在同道偕行、集體領導、首席地位的循環動態中的伯多祿牧職這個主題。他講解了這個關係在教會3千年行程中的歷史演變，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可謂沒有首席地位的同道偕行；第二階段，在拉丁教會中不存在同道偕行；第三階段，“期望同道偕行和首席地位”共存。

維塔利神父說，在教會內基於“教會共融”的思想，第一個千年的教會所明認的首席地位並不是羅馬主教，而是羅馬教會。這是由於這個教會歷史悠久、伯多祿和保祿在那裡殉道、忠於宗徒的教導，於是羅馬聖座被認為對解決衝突有最終的話語權。大公會議則是同道偕行的典範，是整個教會可見性的表達。事實上，“那時召集大公會議的是皇帝，而不是教宗，因為皇帝是信仰基督的人民的領袖”。

對於當時在西方政教合一的極端結果，羅馬聖座作出反應，大力修改教會的模式，依據基督賦予伯多祿的使命，要求具有普世領導的角色。於是，首席地位便從羅馬教會過渡到羅馬教宗。羅馬主教擁有對所有教會的管轄權，教會不再是“教會的共融”。

薄弱的集體領導

維塔利神父繼續表示，藉著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提出了集體領導的問題，一方面強調羅馬教宗首席地位的價值和性質，以及教宗不可錯的訓導權；另一方面，對有意公開且明確宣布關於主教的信理予以肯定。不過，“大公會議後仍是普世教會的模式，而且也未實行集體領導”，這說明所提出的“是一種薄弱的集體領導觀念，是情感上的集體領導”。

地方教會是“一個和唯一的”公教會

維塔利神父認為，“正在進行的同道偕行的進程為教會提供了新而原始的首席地位”，符合教會作為教會共融的模式。羅馬主教作為教會合一的原則，號召所有教會參與同道偕行的行動。羅馬地方教會的主教以其所有的獨特性為教會的合一服務，他是教會共融的保證人。

維塔利神父表示，這種解讀忠實於大公會議對公教信仰的理解，即“在教會的共相交融之下，也有個別的教會合法存在，擁有其獨特的傳統，不過要讓伯多祿聖座的首席權得以保全，並主持整個的愛德公會（十一），衛護合法的差別性，同時監督各種特殊事物，務使不僅不損害統一，反而有利於統一”（《教會憲章》13號）。

為使教會成為一個，我們能放棄什麼？

在這次論壇的參與者的提問中，有人提出，如何解決這個大公運動的問題，如古代教會的大公會議所言，繼續使羅馬主教擔任最終作決定的角色？維塔利神父也以一個提問作為答覆：“為使教會成為一個，我們能放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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