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状况

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曾于1992年到达香港，从那时起就伴随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微妙而复杂的旅程。在那些年里，圣座国务院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员之间经过最初的几次往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的外交关系开始解冻。

一) 问：枢机阁下，几年来您是特别对所谓的“传教区”福传的圣座部门领导。圣座与中国政府于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 ，在其中您所瞥见的牧灵价值是什么？

答：关于特别被问及的“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的牧灵价值，正是我所领导部门的权限范围，它旨在陪伴在中国的教会；然而对比教宗方济各在去年九月份«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中所写的，我不认为我会说得更多且更好。我想引用原文：“……临时性协议……是圣座与中国政府当局漫长而复杂的双边对话果实，由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开启，接着由本笃十六世教宗继续。藉此历程，圣座自始至终不为别的,而旨在实现教会自身的牧灵目标，即支持和推动福传事业，并实现和保持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的圆满与有形可见的合一” (第二节)。他又说道：“与中国当局签订的临时性协议，尽管只是限定于某些教会生活方面，并有必要更加完善，但它也能为谱写这新的中国教会篇章而做其贡献。此协议首次引入中国当局和圣座之间的持久合作因素，以希望能为天主教团体保障良好的牧者” (第五节)。最后，虽然我赞同诸多方面所表达的困惑，因为困难依然存在，也因为可能在以后的旅程中出现别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有和好、合一及复兴的很大期望，以便更加果断地重启福传。在一个从许多方面看都以超音速奔跑的世界里，人不能原地不动，同时，人们体会到迫切需要重新发现灵性和人性的价值，以便为人的生活及社会的真正凝聚力给予可靠的希望。总而言之，这就是天主教向今日中国所能提供的。我还必须说，从中国教会人员那里收到的很多信件中，以及与主教、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的会见中，我总觉得他们的愿望是在中国的教会能回到天主教会背景下的“正常化”。

二) 问：枢机阁下，您引用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这文告和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信友的信》有差异或关联吗？与此同时有何改变？

答：您看，在您适时提及的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中，除了其它许多宝贵的训导外，主要肯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只要在不利的环境中需要保护生命及捍卫信仰时，比如说在还被要求强加与良心和天主教教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的地方，秘密状态都是正当的；第二件事是，即使在困难与复杂的状况下，鉴于自己教区团体的更大益处，在不缺少牧灵分辨能力的情况下，并在主教的领导下，人们可以做决定和选择。在本笃十六世的信中，已经直观到历史在前进和发展，人与人、民众与民众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背景在改变，思想组织也确实在改变，作为我们生活构成基础的概念阐述和社会形式的解释也在改变。教宗方济各的文告在教宗本笃十六世信的基础上增添了有效和目前的训导，也许是对记忆愈合的关注，以翻开新的一页；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地展望未来的眼光，可以为在中国教会的牧灵计划激发灵感。很明显地，一方面若没有牧者们的心灵合一及中国信友的圆满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若没有民政当局通过与宗座对话而建立的信任，仅此是不能实现的。正是为达此目的，“为支持和推动在中国的福音传播及重建教会圆满与有形可见的共融，首先面对主教的任命问题是最重要的” (第三节) 。关于去年九月份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为在中国的教会而言，它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教会事件。按照协议，承认教宗的特殊角色，在中国教会的合法牧灵自主和不可或缺的与伯多禄继承人共融关系前景中，现在也应该重新理解所谓的“独立原则”。为此，我希望不再听说或阅读到“地方政府”官员将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作为工具，以强迫人们做那些连中国法律自身都不要求的事情，比如在爱国会注册。事实上，教会反对意味着自私、封闭或控制的“爱国主义”，却赞成意味着对文化和知识根源的尊重，促进公益，以及政权机构对自己公民信任的“爱国”。我们正在以尊重的态度具体地和中国当局一起努力工作。藉着天主的帮助和所有人的贡献，我们希望能看到今后将发生的事情……，在好的方面能得到成长。

三) 问：枢机阁下，有人写道，将教区委托给曾被绝罚的官方主教，在中国的所谓非官方团体处在没有自己牧人的状态，而被迫投降，以迎合他们在良心上所不能赞同的理念、规则和硬性规定。另外，有人说非官方信友的命运将是被官方团体吸收并消失。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使用形象化的比喻。我尝试描述一个在我看来具有象征性的比喻。通过福传而在中国诞生的天主教会是独一无二的；它犹如一个涌流活水的泉源，其踪迹显而易见。之后，由于历史事件就好像一块巨石从山上坠落而堵住水流；一部分水下沉流入地下，另一部分迂回曲折，继续流于地面。在最近的二十五至三十年里，人们开始谈论一个可以让两股水流恢复合一的历程；为此而努力过，也祈祷过，并且迄今为止已经有如此多的创举与行动，交替变迁以促进合一。这在过去不易，如今亦然。人们不能忽视多年的冲突与误解。对主管宗教问题的民政当局及对教会当局，以及在所谓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教会两派之间，尤其需要重建信任，这也许是最困难的方面。这里，目前并不谈及界定谁赢谁输，谁对谁错。在爱国会创立后的六十年里，所有人不仅在肉体上与精神上，以不同的方式但却以同样悲惨的遭遇蒙受了痛苦。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坚持或被迫坚持“独立” 原则，而导致与宗座关系破裂人的内心痛苦；当我还在香港的时候，不知多少次我聆听了向我诉说他们痛苦的教会人员；正是为面对那些状况，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审慎评估后，接纳了那些求宽恕并求教会能正式承认他们为教会主教的呼声。圣座对神父采取的立场则不同，原则上主张天主子民有权利领受圣事，而对神父们不谈 “非法性” 问题，尽管一直嘱咐他们该由合法或被合法的主教手中领受圣职。我意识到，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好像宗座只要求单方面的牺牲，即非官方团体成员的牺牲，可以这么说，即他们该 “官方化”，而对那些 “官方” 团体成员则毫无所求。其实不该用上述的言辞阐述这个问题；虽然表象上似乎是“非官方的” 向 “官方的” 或向民政当局投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也不是在非官方团体面前取得了一次胜利。在更具有教会性的视野中，不宜谈竞争或理由，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信仰内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在同一的教会大家庭里；在三十年里圣座努力为此而奋斗，以推动两个团体互相和好，并恢复及振作基督徒和公教徒自己的身份，通过一个共同的途径更充分地实现所意味的——是基督的教会在今日的中国。在圣座不断的考量中，一直说明在中国不存在两个教会，一个“爱国教”和 一个“忠贞教会”（俚语常用的）；在中国，教会是唯一的，它所受的创伤源于自身内部及其外部。天主子民信仰意识挽救了在中国的教会免于裂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从痛苦中获得治愈的能量是有的；目标很高，需要所有人的贡献才能完全实现它。最近魏景义主教表达的一些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直至现在还未被民政当局承认的主教），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治愈所有这些年来我们对基督奥体——教会所造成的创伤”。他接着说：“在教会的旅途中没有失败者或被弃者。我们与玛利亚携手行走, …… 我们也会看到历程中的许多痛苦并非一无是处” 。此历程的代价就是要我们每人有所舍弃与牺牲，但也要求我们承担新的具体任务，就如教宗方济各不分彼此地对所有基督徒所要求的：现在必须在真理内并在对圣神的信心中做出和解与共融的行为，祂会陪伴教会并不会抛弃它。

四) 问：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吗？

答：可以！因为提供答案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所谓的“地下”团体的命运会是什么？这是圣座特别珍视的问题。我想明确一点：首先，只有两个教区到目前为止已经看到他们领导的轮换（闽东和汕头）；应该这么做，我希望在不强迫的情况下，不仅是形式的合一，而且是真正的合一。地下状态消失了，但参与其中的人并不消失。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灵修依然存留，这对整个教区团体都有益。以此 “心灵” 主教们自己会明智地照顾它并作为保证者；他们要作为整个天主子民的教区主教，而不偏爱从这个或那个团体来的。据我所知，在闽东教区正致力于合一。我希望地方民政当局也懂得在不强迫的情况下逐步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如同我提到的魏景义主教，他明智地说，所有人（无论是民政当局、教会人员、中国内外的人） “我们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并一步一步来，努力寻求增加合一，因为它要求我们的信德” 。需要有一种欢迎、朴实、教会包容及宽恕的精神，以免失去教会生活中真实的超性面。正如教宗方济各特别针对教会牧者们所说的，因为 “我们急需以天主的宽阔心胸拥抱生活的牧者，他们不陷于世界上的满足，不乐于周而复始，却不断地朝向高处；承载至高者的牧人，务必不陷于保持 “低空” 的诱惑，摆脱不冷不热和习惯性生活的狭隘限度；贫穷的牧人，不贪恋金钱与豪华；言行一致的复活希望的宣讲者......” （《罗马观察报》, 2018年2月12日）。

我重复一遍，不应从输家或赢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阶段。这会是错误的和误导的。所以，如果我尽量从前景中看待事物，虽然我不幻想事情会自动或轻易发生，也不忽略一直存在的困难，但是我能见到或者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意识、更有准备和更加关注世界的教会，它被召以福音见证去服务；此外，在一个日益明智地更新自己的国家里，教会应是与生活的时代更加协调的，我还想说更加自由的。

教宗方济各在他 «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 中还谈到，中国天主教信友必须能够提供先知性和建设性的贡献，它是从天主对人类生活的计划中取出的：“这可能也要求他们困难地说出批评的话语，不是无益的反对，而是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及更尊重个人尊严的社会。”（第六节）。

五) 问：枢机阁下，在中国有许多天主教信友为了保持对教宗的忠贞遭受了很多痛苦，他们现在感到迷茫，尤其体验到被圣座几乎背叛与抛弃的苦涩感觉。您认为应该对他们说点什么？

答：对于那些见证了信仰的天主教信友，首先我想牢记耶稣安慰的话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玛25，23) ； 这种安慰是难以估价的，也是无价的！这是一个人可以从导师那里听到的最美好的安慰。无论如何，对他们在考验中的坚定与忠贞，即使在逆境与困难中他们也保持对天主上智安排的信任，圣座和我本人想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感激及钦佩之情。多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真正的殉道者或信仰的宣认者！只有心灵肤浅或恶意的人才会想象到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会抛弃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的基督羊群。因此，我们必须对信友的感知更加努力地工作，这种感知常常被不太正确或有失公允的媒体消息所左右，或难以理解围绕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对话的谨慎态度。这些兄弟姊妹们需要更多的尊重；任何人都不要滥用他们的情感。

不管怎样，我理解这些疑虑；理解他们的困惑；有时我也有同感。但我不赞同谁在维持其合法保留意见的同时，不仅没有试图理解他人的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冒着在伯多禄之船里不一致划桨的危险态度。教宗协同他的合作者过去做了，现在在做，并将会尽其所能使自己与在中国的教会靠近；在方式上我们不是无误的，可是我们真爱在中国的教会与中国人民。圣座已工作很多年并研究所有情况；做了大量祈祷，以灵性的温情来安慰，以天主的话来光照，以平静的领导来鼓励，甚至在外交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在此，我邀请任何有能力合作的人将这些感受和话语带给那些需要并感到被遗弃的人。除此之外，圣咏中所吟唱的将永远是真实的：“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咏126，5)

六) 问：枢机阁下，对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有什么计划？您怎么看待在该国教会的未来？

答：我会区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即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计划，我认为它应该力求更成为教会，也就是朝着信仰、希望与爱德方向进行发展，为年轻人，为新圣召，为大公运动和宗教间的对话，为神职界的培育，为援助那些仍处于成长边缘人的需要而工作。另外，首先是中国信友的任务，他们应以适当的方式和路径发现并实现“如何”做到所谈到的这些。虽然教会在中国仍是一个小小的羊群，这是一条对在田里撒下好种子的播种者所怀有信任的路径：“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 (路12，32) 。总之，此计划因此也是耶稣托付给宗徒们的： “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到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玛5，16) 。在这一切中，当然梵二文献和至今被运用并被丰富的教宗们的训导，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它。

关于第二方面，在中国教会的未来，即使有人可能持悲观的态度，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教会的历史已说明了自身。在此我很乐意提到徐光启（官员，在利玛窦的时代被朝廷任命为礼部尚书），皇帝问他为何成为基督徒，他解释了福音丰富的价值观和神性根源，正因如此信仰才能宣认宽恕仇敌；因此，我确实对宣讲福音充满信心。我认为只有缺乏真正的自由及享乐的诱惑才能扼杀许多世纪以前撒下的很大一部分信仰的种子。无论如何，目前担负的责任是既要宣传福音，又要克服我们这个不易时期的诱惑。

七) 问：枢机阁下，在此背景下，您是否有一个特殊的祝愿想说给生活在中国的信友，以及由于工作的各种原因和生活的选择遍布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信友们？

答：是的。是上主领导历史。因此，我首先祝愿他们，始终知道以信任看待对方，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危机，即使目前事件的某些方面被认为是不公正和困难的。我再说一遍，任何人都不应把已和好的兄弟视同仇敌，而是一个为之欢喜的兄弟。主用祂的宽恕战胜了我们。

对中国人来说，人们知道他们喜欢用比喻。我还想用另一个比喻来补充我的想法：如果人想让三脚架稳定的话，就需要有三条腿支撑；事实上，它并不能靠双腿站立，简言之，那就是圣座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它需要第三条腿，即在中国的信友，同样需要有那些天主教华侨团体的参与和贡献。天主教团体在经过六十多年的痛苦、分裂和误解之后，只有赖所有人的贡献才能建设明天的教会，民政当局方面也需尊重自由。因此，为建立公民、社会及宗教的和谐并为福音的传播，教会需要自由及所有人富有成果的参与。天主需要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在此我想用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里恰当表达的一句话：“不要让我们被夺去这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