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在中國：天主教信仰的過去與未來

（梵蒂岡新聞網）這本書探討的是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9月22日簽署的臨時性協議，蒐集了意大利和中國學者撰寫的眾多評論，包括歷史性、法律層面和牧靈角度的文章。這些文章論及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解決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難題彼此接觸40多年後的這項重大成果。

帕羅林樞機寫道：「眾所周知，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漫長而審慎的談判後，2018年9月22日簽署了臨時性協議。這協議是逐漸互相靠近的成果，透過多年的對話而達成，因此它標誌出漫長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過程，前有古人，並期待後有來者。」

對中國文化的尊重扭轉了教會與中國漫長歷史中的首要角色

樞機強調：「利瑪竇最初的幾篇中文著作之一是《交友論》，他跟他的一些中國弟子確實發展出深厚的友誼，諸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他們後來成了中國教會的『支柱』。就是這些支柱推動了信仰的本地化，而單靠傳教士無法發展出同樣廣闊、深厚又可信的信仰本地化。這只是基督信仰『中國化』之根基的一個例子。此乃今天教會在中國的諸多挑戰之一，它與梵二大公會議前的『適應』路線一致，後來被稱為『本地化』。」

與普世教會建立新關係

眾所周知，天主教的傳教使命雖然意在為當地人民提供教會服務，然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間，卻也受限於與歐洲殖民主義相關的問題。在本篤十五世期間，有關的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天主教會及她在世界上的臨在後來在冷戰期間又遭遇了諸多的限制。在與新中國的國際緊張局勢中，這個國家的教會開始了一段艱難的時期，受到了嚴重的創傷，致使教會以秘密狀態保護不同地方天主教團體的存在。在那段時期，許多主教、神父、會士和平信徒被要求以受苦的見證考驗來闡釋他們的信仰，為基督和教會奉獻自己生命的情況不在少數。

臨時性協議確立雙方的方法論——對話

事實上，經過漫長的談判而終於能夠克服障礙、對立和誤解，要歸功於強烈的對話意願。這使我們能夠達到目前的狀況，讓今天在中國的每一位天主教主教都能與伯多祿繼承人完全共融，並從他那裡領受行使牧職的責任。在解決主教任命問題的同時，協議也奠定了基礎，可以為在中國的教會及其福傳工作提供新的牧靈動力。

協議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正如我在其他多個場合所強調的，這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起點，對於最終超越過去遺留下來的撕裂創傷而言更是如此。宗座的願望是，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現在有可能與普世教會建立更大的共融，並且能在孔子的地方逐漸地以正常的方式見證信仰的喜悅。在教宗方濟各2018年10月召集以青年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中，兩位中國大陸主教的出席，就是一個顯著標記。

協議的目的之一：促進雙方合作

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臨時性協議也具有促進雙方合作的目的，這首先體現在世界和平及國際合作領域上。「今天一如過去那樣，來自中國的問題、疑惑和請求是向整個天主教會提出的，並激勵我們深入研究有關整個人類家庭合一的主題。各位教宗在這方面的訓導已於20世紀作出多次表達，教宗方濟各在阿聯酋的訪問中對兄弟情誼主題的強調令其在關係上找到新的重點」。在中國的情況中，由於這是一種介於主權與獨立課題之間的對話，便形成一份法律文件，即雙方在國際社會面前作出承諾的協議。

一個願景也間接啓發了宗教自由的複雜問題

「聖座的態度受到『宗教自由[構成]一項基本人權』這一信念的啟發」。但「也指出對這項權利的實施、建立保護準則、推進使之得到保障的行動，在歷史上無論是地方還是國際層面也總是遇到各國不同的表現和它們對自己具體的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利益的維護」。

「意識到信仰和政治相混合對宣講福音本身可信度的影響，聖座依照梵二大公會議的訓導而採取行動，指出『教會憑其職責和管轄範圍絕不能與政府混為一談，也不與任何政治體系糾纏在一起』（牧職憲章76號）。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中清楚引證這些話語，表明『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世界的救主』（4號）」。

天主教會在中國不為自己索求什麽

帕羅林樞機在《序言》結尾表示，「至於中國的情況，教會不為自己索取什麽，而是要求『基本自由』，好能將福音至高的善帶給中國人民，並且看到別人的需要，待他為弟兄。為此，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已經投入了許多愛德和社會活動，尤其關懷窮人，而且基於友誼仍然願意繼續走這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