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納總主教：關於倫敦房產的合同，我得到錯誤訊息

（梵蒂岡新聞網）「法官大人，從那時起，我們的決定、我們的用意是要走出這個困局。我知道這點，所有相關人員都知道這一點。500萬歐元屬於陷阱的一部分，但是我們被迫這麼做，為了得到什麼呢？自由，擺脫這些人的自由、終於迎來的自由。這是關鍵所在。我們當時別無選擇。聖父教宗也告訴我要盡量把損失降到最低，把這一頁翻過去。」

「陷阱」

聖座副國務卿佩納（Edgar Peña Parra）總主教7月5日在倫敦高等法院接受詢問，說了這一席話。這第二天開庭的重點是與中間商托爾奇（Gianluigi Torzi）和其他人的關係，他們被定義為「披著羊皮的狼」，一直圍著梵蒂岡轉。如同前一天4日的庭審那樣，5日的詢問也由金融家明喬內（Raffaele Mincione）的辯護律師薩梅克（Charles Samek）主導。這次開庭的民事訴訟正是金融家明喬內提起的，他經營的基金此前擁有了斯隆大道60號大樓。

在7月4日庭審中，幾乎沒有提到與明喬內的業務，而是著重在與托爾奇的交易上。在梵蒂岡法院的一審判決中，托爾奇被判有罪。

斯隆大道這棟房產的經營權因著一紙協議轉讓給了托爾奇，而且協議保障了這名中間商擁有「有投票權的一千股份」，從而完全掌控房產。佩納總主教早就稱之為「陷阱」。如此陷阱是在聖座受到了一連串的壓力，並收到托爾奇的「威脅」後形成的。托爾奇的「威脅」包括：揚言要將房產賣給第三方，或者利用房產收益，為他的公司注入資金。在這種情況下，聖座被迫支付了1500萬歐元來結束所有關係。這筆金額分成兩次匯款，並依照托爾奇的意願開立付款證明，部分款項的名目是從未有過的「諮詢」。

被迫付款

在更充裕的時間裡，佩納總主教得以更好地闡述從2018年底到2019年初與中間商交涉期間的業務細節，以及作為梵蒂岡法官們證實的「罪行受害者」所承受的壓力。

副國務卿強調，「1500萬元絕對、絕對不應該支付」。「我們早就付了另一筆4000萬元來脫身，後來，到了12月，我發現我在托爾奇身上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一千股份，（明喬內領導的）WRM公司在經營管理大樓上的一千股份。我們每年繼續付600萬元。我們被迫付款，而在梵蒂岡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在這件事上支持了我。」

與托爾奇的交涉

7月5日的庭審從上午10點半開始，到下午4點半為止，中間有一次休息時間。在長時間的庭審過程中，佩納總主教談了與托爾奇交涉的動機。最初預期的是用一兩百萬歐元結清（「如此金額還是太多了」），後來上升到900萬，最終實際支付的是1500萬。

佩納總主教表示，900萬的數字是蒂拉巴西（Fabrizio Tirabassi）和克拉索（Enrico Crasso）在寶格麗酒店與中間商開會時得出的結果。（蒂拉巴西和克拉索分別是聖座國務院職員和顧問，一審被判有罪。）總主教隔天才得知有那次會議。如同在梵蒂岡庭審所披露的，托爾奇甚至索要2500萬歐元作為他經營管理工作和未來沒有盈利的費用。因此，副國務卿的秘書卡爾利諾（Mauro Carlino）蒙席被派去與中間商斡旋談判。卡爾利諾蒙席是梵蒂岡訴訟程序的10名被告人當中，唯一一個無罪獲釋的。

向上級匯報

關於2018年11月與明喬內和托爾奇簽署的合同，副國務卿多次被問到，他是否向他的上級匯報他的行動，也就是向教宗和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匯報。這幾乎是想要證明他的忠誠及可靠，總主教證實了他在採取每一個行動前，都先向教宗方濟各和帕羅林樞機進行了匯報。舉例來說，有一回他跳脫常規，決定於2018年11月24日週六聯繫審計總長凱西尼斯（Alessandro Cassinis Righini），針對倫敦房產的合同，特別是從（明喬內的）Gof基金轉為（托爾奇的）Gutt基金的框架協議，向他徵詢意見。就連這種情況，他也向上匯報。

審計總長的見解

佩納總主教在證人席上說：「我想要強調，這是聖座副國務卿首次向審計總長請益。這不是聖座國務院的慣例，國務院有其自主性。但無論如何，我想要對我們要做的事，真正感到安心。我到職才一個月，我還在張望自己的椅子在哪裡。我做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是行政辦公室當然不樂意看到的事。」

凱西尼斯於11月26日週一以信函答覆了副國務卿。教宗與帕羅林樞機得知了這個諮詢專業人士的決定，但凱西尼斯的回信沒有寄給他們。佩納總主教解釋道：「不。這是因為那是給我的東西，不是給他們的。我是唯一參與其中的人，我是副國務卿。在這項業務上，我獨挑大樑。」

從未收到第二份文件

然而，明喬內的律師提到了審計總長或許有第二份答覆，就是強烈建議不要繼續這筆交易。但為什麼副國務卿沒把它列入考量呢？佩納總主教直接回答說：「我從來沒有收到這份文件。我是在梵蒂岡打官司的過程中看到它的。」文件寄到了聖座國務院，抵達了某張寫字台，卻沒放在副國務卿的桌上。

「假如我收到某個建議說這筆交易行不通，這會是我人生收到的最大禮物，因為我就有了喊停的威嚴。」「我很遺憾沒看到這份文件，否則我就不會站在這裡了。」

斯奎拉切的角色

7月5日的庭審提到了一大串的文件和人名，這些在梵蒂岡訴訟程序的86次開庭中都提到過。當天問到了斯奎拉切（Nicola Squillace）律師的角色。他被介紹給副國務卿時，稱自己是聖座國務院的律師，與他的團隊成員共事了10年到30年之久。佩納總主教也向他請教了關於「有投票權的一千股份」的事。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聖座國務院得再花一個月的時間，才從顧問卡帕爾多（Luciano Capaldo）那裡了解到，與明喬內和托爾奇簽的合同，買下的是個「空殼」。這兩份合同都是佩拉斯卡（Alberto Perlasca）蒙席（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簽署的。正因如此，教宗隔天在聖瑪爾大之家召見副國務卿，以釐清此事，在場的還有律師因滕登特（Manuele Intendente）和米拉內塞（Giuseppe Milanese）。直到這一刻，佩納總主教才意識到，事態已經失控了。

相反地，當時，斯奎拉切「向我們反覆聲明，一千股份只是為了給Gutt公司有機會進入大樓的經營管理」。得到這些保證後，副國務卿批准了佩拉斯卡的簽名。佩納總主教在倫敦的法庭上說：「我初來乍到，嘗試竭盡所能看清楚聖座國務院裡面發生的事。一點也沒有超出必要的範圍⋯⋯。」

宗教事業局的融資

接著，庭審也提到佩納總主教親自要求宗教事業局（IOR）提供1.5億元融資的問題。由於明喬內以倫敦這棟房產向切恩資本（Cheyne Capital）借出了沉重的貸款，這筆融資要用於對此進行的重新協商。這個「內部」舉動是要避免聖座繼續每個月損失將近100萬。

宗教事業局最初承諾了放貸，幾個月後卻踩了煞車。這讓副國務卿很詫異：「為什麼延遲付款？」局長馬米（Gian Franco Mammì）也保證過一切就緒。宗教事業局非但沒有放貸，反倒提出舉報。對這起複雜事件的調查，就此啟動。

佩納總主教被問到，在貸款被拒絕後，他是否找了意大利情報人員的熟人去監控宗教事業局局長，甚至是監聽電話。佩納總主教指出，這跟電話一點關係也沒有。他澄清說：「我要求梵蒂岡警衛隊隊長調查清楚所有與我們有往來的公司。我想要避免將來與這類人打交道。」

對副國務卿的最後一次詢問，將於7月8日上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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